蒋介石请竺可桢当大学校长 竺可桢提出三大条件

来源:八维教育发布时间:2016-12-23 09:52阅读(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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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可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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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,蒋介石约见竺可桢,希望他出任浙大校长。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:“财政须源源接济;用人校长有全权,不受政党之干涉;而时间以半年为限”。这三个条件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,他走马上任。前两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,他一干就是十三年,到他49岁那年,浙大已建成“东方的剑桥”。民国时大学的独立令世人瞻仰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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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蒋介石让他把浙江大学管起来,他提出三个条件
 
 
 

竺可桢字藕舫,浙江上虞人。他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,与胡适、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。在美国,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,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,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(武汉大学前身)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东南大学前身)、南开大学任教,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,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。 www.bwie.com

1936年初,浙江大学受“一二•九运动”影响,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,据说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地下党员胡乔木,是这次学潮的组织者之一(《浙江大学简史》第34页,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)。郭是广东人,早年留学美国,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。他被迫辞职后,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。蒋认可后,委托行政院秘书长、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。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,蔡认为能不去最好,“但蒋处不能不去,婉言辞之可也。”(《竺可桢日记》第一册,第14页,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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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1日,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,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。他如此推托,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,还有三个顾虑:一是“不善侍候部长、委员长等,且不屑为之”;二是时局不宁,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;三是即便答应下来,短时间内难见成效。事后,经翁文灏、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,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,可以考虑。这三个条件是:“财政须源源接济;用人校长有全权,不受政党之干涉;而时间以半年为限”(同上,第17-18页)。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,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,令世人玩味,也让后人惭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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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件事不知是否与竺可桢的一篇文章有关。文章的标题为《常识之重要》,是他在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纪录,后来刊登在《国风月刊》第8卷第1期(1936年1月1日)上。文章说:“大学教育之目的,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,一方提倡人格教育,一方研讨专门智识,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,使之正大精确,独立不阿,遇事不为习俗所囿,不崇拜偶像,不盲从潮流,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,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。”竺可桢还说,科学并不神秘,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;如今国事纷扰,亡国之祸迫在眉睫,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。(《竺可桢全集》第2卷,第244页,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)事实证明,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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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还未上任,就把“教授治校”当作主要目标
 
 
 

经过一番准备,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。完成交接手续后,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,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。他说:“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,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,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。这三者之中,教授人才的充实,最为重要。”为什么这样说呢?因为“教授是大学的灵魂,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,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,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,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,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,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。”(同上,第334页) 本文来自北京八维教育

在竺可桢看来,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、一个职称、一种待遇,也不是一种向上爬阶梯;教授是一群“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,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”人们。拿这个标准来衡量,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,现在的学风为什么败坏。 www.bwie.com

为了充实教授队伍,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、马一浮等学界前辈,聘请胡刚复、梅光迪、张荫麟、王淦昌、王琎、卢守耕、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,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、系主任等职务。他这样做,完全是为了实现“教授治校”的目标。这一点,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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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已成定局后,该校工学校院长朱一成前来拜访。交谈中竺可桢表示他一贯主张教授治校,但是朱一成却不以为然。竺坚持说:“余以为此乃一种目标,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。”(《竺可桢日记》第一册,第26页)可见竺可桢的上述讲话,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。至于朱一成,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对竺可桢说:此人不走,“必贻后患”。竺还听说,朱某人只领薪水却不上课,因此他决定“彻查此事”(同上,第29页)。 本文来自北京八维教育

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,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,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?在这次讲话中,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。他说:“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,必须有明辨是非,静观得失,缜密思虑,不肯盲从的习惯。”有了这种习惯,才不会害己累人,才能不负所学。(《竺可桢全集》第2卷,第337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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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?竺可桢说:大学教育的目的,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,开辟求知的途径,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。只有这样,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、慎重的考量,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,不会被少数人利用。但是,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,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正因为如此,他认为“半年来的学生运动,固然热情可佩(少数另有作用者是另一问题),但其方式之无当,实为可怜。”讲话结束时,他满怀期望地说: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,就不应该盲从;只有独立思考,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。只要能做到这一点,“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,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,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”。 本文来自北京八维教育

 
 
 
 
 
 
 三、在就职典礼上,严厉批评只“教”不“训”的教育制度
 
 
 

1936年5月18日,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。典礼于上午10点半开始,先是新校长宣誓,其中有“决不妄费一钱,妄用一人,并决不营私舞弊,及接受贿赂”等内容;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;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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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答词中,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,在此国难当头之际,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“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”的经验,既要“教”,又要“训”。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“教”而不重“训”,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见面了。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“教”而不“训”的教育制度,应该尽快改变。 www.bwie.com

紧接着他指出,如今的大学即使在“教”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: 本文来自北京八维教育

第一是重视学分,忽视了导师。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,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。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,这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。 北京八维教育版权所有

第二是重视就业,忽视了学业。他说,大学生毕业即失业,与学校闭门造车有关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,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。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尔的话说:“大学的目的,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,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”。基于这个道理,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,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,还要让大家有饭吃。说到这里他解释道:“大家有饭吃”与“有饭大家吃”不一样,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,后者是分赃制度。由此可见,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,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。 www.bwie.com

强调独立思考,注重人格修养,培养领袖人材,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。刚到这里,正好是星期日,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,感到这里真是实行“导师制之理想地点”(《竺可桢日记》第一册,第157页)。第二天,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谈话时说: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,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,不能不算有进步,但是有个最大缺点,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。这样一来,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,有的甚至“以授课为营业”。为了纠正这种倾向,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。如今,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,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“融融一堂,通力合作”,却是可喜的事情。他还告诉大家,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,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,时代的砥柱,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,为自己谋生找出路。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。 www.bwie.com

 
 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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